歐元區流動性危機爆發后，短期內會擾亂中國外匯儲備結構調整和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進程，中長期影響中國公司生產的價格和戰術實施，進而影響中國快速發展戰術方向。 沒有流動性危機，中國必須在管理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的國際事務中加強與歐洲的多方面合作。

孫立堅(微博)

標準普爾企業選擇在新年伊始降低歐洲9個國家的信用評級。 這激怒了為用這種方法解決債務問題而不懈努力的歐元區各國首腦，使我想起了前幾天世行總裁佐拉和imf總裁拉加德在不同公開場合所說的令人擔憂的警告。 世界經濟進入新的危險階段，所有國家都將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 否則，世界將“尋找成長與穩定的戰斗”。 因此，暫且不提美國信用評級企業和歐洲各國政府之間的口水戰，我想分析一下“市場”和“政府”之間的新游戲，世界經濟會如何變化。 中國會受到那些影響嗎？

最令人擔心的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是否會引起國際金融市場流動性危機和由此可能引起的歐洲銀行系統的相繼違約，以及隨之而來的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

本來，在這次信用評級下降之前，歐洲金融穩定基金( efsf )能夠籌措的最大規模的資金金額是4400億歐元，現在法國和奧地利“出局”，政府的保證能力預計將下降到2600億歐元。 歐洲債務主權債務問題從以往的小規模希臘擴大到經濟規模大的意大利，但歐洲政府整體融資能力正在下降。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基準動搖了歐洲融資能力惡化這一最脆弱的神經。

另外，在歐元區經濟一體化繁榮的過程中，歐洲銀領域的資產結構集中在以歐元為單位的資產上，對抗歐洲債務危機帶來的系統風險的能力非常低下。

隨著歐洲債務問題威脅歐元價值和主權債務信用水平，歐洲各國潛在資產負債表不履行資金債務的風險越來越大，近兩年美歐日等國協調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不足，破壞了國際金融市場資產組合重新調整的環境 這次的基準降低了歐洲9個國家的信用水平，也涉及到了歐洲銀行領域的脅迫性資產組合的調整，隨之而來的美元和日元的上漲和世界資本市場的市場價格的挫折，追隨著他們的資金的移動。 作為美國債權大國、國際收支順差大國，中國也可能不得已起國際資本的“避風港”的作用。 中國香港等離岸市場人民幣波動的迅速增加也立即影響人民幣整體穩定和中國中央銀行介入外匯市場的頻率和難度。

另外，隨著歐洲債務國緊縮財政壓力的增大和公共投資和創造就業機會能力的下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和海外資金援助的動力和達成協議的可能性越來越弱。 即使這次imf采取先處理問題后的慷慨戰略，imf成員國也承認這個理由并慷慨解決嗎？ 至少在芝加哥的美國經濟學年會上，各國學者們聽到了非常強烈的不滿聲。 擔任日本大藏省高級官員的imf首席經濟學家、日本東京大學的伊藤隆敏教授認為，imf對歐洲債務國采取不明智、不平等的救助計劃只會引起亞洲許多國家的強烈不滿，影響這個救助計劃的比較有效的實施。

解開鈴需要鈴人。 歐洲債務危機的當前應對方法只剩下3張“不是以前流傳下來的卡片”。 簡單來說，為了防止“流動性危機”，第一張卡是歐洲中央銀行必須監視通貨膨脹的單一目標，放棄維持歐元信用的“正常態度”，堅決及時地向金融機構投入流動性，選擇“幣種” 目的很簡單，確實是不能讓市場發生“流動性危機”。 因為一旦違約發展成流動性危機，整個金融系統就會陷入“流動性陷阱”。 那時，歐洲中央銀行如何拯救市場，崩潰的局面也無法阻止。 金融機構趕緊進行資產推銷，爭奪流動性，結果自殺，加速危機的全面爆發。

第二張是盡快將歐洲穩定機構( esm )納入立法程序，讓歐元區市民投票。 那樣的話，任何歐元區成員國都必須按比例取錢形成現金池，當然這種存款準備制度這樣的強制性方法不受美國信用評級機構的行為影響。 如果順利的話，可以拿出近5000億歐元的資金，如果能加上efsf的信用融資規模和由此激發民間社會責任感的資金，那么再用少量imf框架的援助資金進行合作，歐洲債務危機就會走出死谷。

第三張卡是迅速聯合民營公司、各國政府機構和海外債權大國，開放貿易和投資渠道，降低其進入壁壘，從而迅速獲得海外“貿易信用”支持的資金援助。 否則，再次不必要的冷戰思維模式將錯過處理問題的絕佳機會。 這張卡的主動權掌握在歐洲政府手里。

對中國來說，歐洲債務危機當前的迅速發展趨勢主要有兩個影響。 如果流動性危機爆發，短期內會打亂中海外貨幣儲備結構調整的步伐和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進程，影響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環境的有利地位中國公司生產的價格和戰術的實施，如何創造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和財富，社會大眾的 這里面有很多需要發掘和深入論證的問題，有些學者必須有足夠的冷靜。 “危機”有“危機”，“危機”有“危機”。 一點也不要大意和輕率！ 如果出現流動性危機，中國必須加強與歐洲主要強國的貿易和投資往來，在管理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的國際事務中加強與歐洲多方面的合作。

概括地說，今后中國能否在歐美經濟急劇動蕩中迅速增長，能否把服務經濟“實”，覆蓋國內全域的產業輻射互聯網，能否利用聚集在我們身邊的世界500家公司和機構的比較特征，向世界 依賴于我們產業的開放深度、產權意識的明確程度、公共服務理念的廣度和以人為中心的價值尺度和公平競爭的多元化維度。

(作者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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